举国之战
这曾经是古代世界一支最为强悍的军队。慢慢地靠近这些雕塑，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迎面而来。它们不再是陪葬品，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它们的神态暗示着每一个陶土面具的背后都曾拥有一个鲜活的灵魂和一段自己的人生。然而，史书中是不会记载这些普通士兵的，漫长的岁月抹掉了关于他们的所有记忆……
1975年，在湖北省云梦县一段铁路的边上，发现了一个装满竹简的古代墓葬。
我们开了棺之后，除了他的尸骨以外全部都是简，头枕的也是简，头两边也是简，身上是简，手里还按着简，脚底下还是简。
由于棺材一直浸泡在地下水中，温度恒定，这些竹简因此才没有腐烂，墓主人的尸骨也保存得相当完好。竹简中绝大多数是秦国的法律条文，但有一小部分很像一部自传，它粗略地记载了一个人的生平。这个人的名字叫“喜”。
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对这个小人物的传记充满了兴趣。他认为，喜所在的湖北云梦，当时已经并入了不断扩张的秦国疆界。
他是个秦人。可能是从秦那边过来的，可是他应该说是当地长大的，因为这个时候秦到这个地区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今天的普通中国人几乎可以阅读这些2000多年前的秦简，因为我们继承的就是秦的文字。
竹简上写到：秦昭王45年，“喜”在12月早晨鸡叫的时候出生。算起来，“喜”比伟大的秦始皇整整大两岁。喜出生的那一年，秦军正在攻打韩国的大野王。
两年以后，喜的另一个家庭成员“敢”出生的时候，秦军正在长平和赵国决战。那是当时世界上最为惨烈的一场战役。战争，在秦国普通人的生活里，竟然成了岁月的注脚。
在秦始皇登上王位的那一年，“喜”向政府申报了自己的年龄。当时叫“傅籍”。
由于战争情况，他到17岁就傅籍了，所谓傅籍就是登记作为一个壮丁。
喜的自传解决了一个长期捆饶历史学家的问题：秦人什么时候开始服兵役？“喜”向政府登记年龄的那一年是17岁。在秦国，17岁看来是男子成年的标志。申报年龄以后，国家就可以随时征召喜这样的成年男子上战场。
竹简上记载：“喜”分别在秦始皇3年、4年和13年的时候，从军打仗。我们不知道“喜”在军队中究竟干什么，也不清楚他每次在军队里服役多长时间。但喜从20岁到30岁的十年间，曾经三次参加战斗。从这儿可以看出来，在秦国，一个人一生服几次兵役似乎没有严格的规定。从17岁到60岁，只要国家需要，所有的成年男子随时都要奔赴战场。
喜参加的三次战争很可能都是小规模的。在秦军发动全面统一战争的前一年，“喜”在自传中写道：自占年，老百姓向国家普遍登记年龄。专家惊奇地发现：司马迁的《史记》在那一年有同样的记载：初令男子书年，秦国命令所有的成年男子登记年龄。看来，小人物和大历史学家对这次人口普查都十分关注。事实上，进行人口普查是秦始皇的命令，是为大规模的统一战争做准备。
十年统一战争时，秦国调动了大约100万的士兵，当时秦国的人口大约是500多万，5个秦人当中就有一个士兵，这个比例一直让历史学家困惑不解。或许，“喜”的经历可以解释这个问题。
从“喜”的经历来看，秦国实行的是普遍的征兵制，当战争爆发的时候，每一个秦人都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国家的安排。可以推测，绝大多数秦国男子都有和喜相似的经历。
为了发动规模空前的统一战争，秦始皇大概征调了全国至少一半以上的成年男子。只有这样，秦人才能组建起一支100万的庞大军队。
从竹简上的记载来看，喜并没有参加十年统一战争，而是在地方上作了县长的法律秘书。喜大概是在这个位置上终其一生的，他的自传在秦始皇30年的时候戛然而止。
我们从简上来看，到秦始皇30年的时候，大概他就死了，那时候他是46岁，还很年轻。
医学专家对墓葬中的骨骼鉴定证实，这是一个45岁左右的男性，墓中的这具遗骨就是喜。作为一名兢兢业业的地方法官，喜抄写了大量的法律文书；同时，喜书写了自己的传记。正是有了喜的自传，我们才得以走进2000多年前一个秦国士兵的生活。就是像喜这样的普通士兵，组成了秦国的百万大军。
在西方，伟大的亚历山大有5万人的军队；罗马军团最为强盛的时候也不过几十万人。在农业文明的时代，军队规模被限制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无法生产足够的粮食。在那个遥远的年代，只有秦国负担得起百万大军连年作战。
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前135年，一个叫商鞅的人来到了咸阳，他希望在秦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商鞅的治国之道完全打动了当时的秦王，《史记》记载，两人挑灯夜谈三天三夜。从此，商鞅开始执掌秦国的大权，而秦国便有了一个延续135年的国策：耕战。
商鞅告诉秦人，生活中只有两件事：耕田和打仗。只有强大的农业才能支持不断扩大的战争。《史记》上说，耕战策略最终成就了秦国一统天下的抱负。
但是，这一国策具体是怎样执行的，它如何影响500多万普通的秦人？言简意赅的历史文献并没有提供答案。
1975年，就在喜的墓旁不远，考古学家又发现了另一个墓葬，与喜的墓葬比，它显得窄小，寒酸。然而，两块写满文字的木片却引起了考古人员极大的兴趣。
专家通过木条上的文字发现，古墓的主人是战国晚期一个普通的秦人，这两件写满文字的木条竟然是当时的家信。战国晚期，纸还没有发明，信就写在这种20多厘米长的木条上，这是考古发现中国最早的家信。2000多年前，什么人写了这两封信呢？
木牍这里面，写信的这两个人，现在看起来可能是兄弟两个，一个叫黑夫，一个叫惊。
战国末期，社会处在急剧的动荡之中，这两兄弟为什么离家在外？黑夫在信中说，淮阳发生了叛乱，他们正在攻打淮阳。参照当时的一些历史文献，专家发现，淮阳之战就发生在秦灭楚期间，黑夫和惊正是统一战争期间秦军攻打楚国的部队中两名普通的士兵。
公元前223年，秦国发动的统一战争已经接近尾声，六个诸侯国只剩下最后的两个，其中楚国是秦国最为强硬的对手。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为了消灭实力雄厚的楚国，大将军王翦带走了秦国60万军队。战争延续了两年。
专家发现，参加了王翦伐楚部队的黑夫和惊在信中写了一些当时的生活琐事。兄弟两个写信向家中要钱和衣服，其中惊显得十分着急。他说，如果母亲不快点寄钱的话，他的命很可能都保不住。
钱不够用了，他借别人的钱，借一个叫垣柏的人的钱，用别人的钱，这样的话，希望他的母亲给他送钱。
黑夫希望母亲把夏天穿的衣服寄来，越快越好。如果家那边布贵的话，就多寄些钱，他自己买布做夏衣。
可能出去的时候以为时间不长，穿的还是比较厚的衣服，现在天热了，没有衣服了，希望家里头给他送衣服。
这两封看似普通的家信，却透露了极其重要的信息。从黑夫和惊向家中要钱和衣服来看，秦国士兵很可能没有军饷，日常花消和便衣都要家中负担，士兵的口粮是否也是家庭供应呢？关于这一点，家信上一点儿都没有提到。
长眠在湖北云梦的秦国小官吏“喜”生前一定是一个非常敬业的人，他在地方法律秘书的任上，把秦国繁杂的法律一一抄写在竹简上，死后也要永远放在身边。
研究人员开始仔细整理这些竹简。在中国历史上，秦国以法律严厉著称，但秦法的具体内容史书中却并不很多。1975年，展现在专家面前的这1000多枚竹简上，清清楚楚地记载着秦人法律方面的各种规定。
竹简上有这样一些内容：
士兵不许冒领军粮，违者戍边两年；私自买卖军粮的士兵，同样要受到惩罚。法律还规定：在饮食上，军官的待遇与士兵不同。喜抄写的竹简最终提供了答案：在秦国，军粮是由国家统一供应的。
包括黑夫和惊两兄弟在内，秦军征伐楚国的时候，动用了有史以来最多的兵力。可以想象，在楚地广袤的战场上，旌旗招展、人喊马嘶，到处都是安营扎寨的部队。为了供应60万人马每日的消耗，后方运送粮草的车辆连绵不绝。
根据史书记载：一个士兵每月的口粮大概在40斤左右，秦国灭楚，战争打了将近两年时间，需要的粮食至少在50万吨以上。连年负担如此沉重的军粮生产，可以推想，没有一个空前发达的农业，根本就无法保障这种规模的战争。
幸运的是，喜抄写的1000多枚竹简，为我们了解秦国的农业提供了线索。这些法律条文清清楚楚地显示：2000多年前，秦人是如何管理农业的。
播种的时候，水稻种子每亩用二又三分之二斗；谷子和麦子用一斗；小豆三分之二斗；大豆半斗。如果土地肥沃，每亩撒的种子可以适当减少一些。
国家用法律来保障所有的农户都用当时最先进的方法种庄稼。国家对耕作的管理，竟然能够具体到如此程度。
春秋战国时期，牛开始代替人力耕田，它的意义在当时绝不亚于现代农业中用拖拉机代替耕牛。因此，牛的地位在秦国的耕战国策中至关重要。
竹简上说：各县对牛的数量要严加登记。如果由于饲养不当，一年死三头牛以上，养牛的人有罪，主管牛的官吏要惩罚，县丞和县令也有罪。
如果一个人负责喂养十头成年母牛，其中的六头不生小牛的话，饲养牛的人就有罪。相关人员也要受到不同程度的惩处。
过去，历史学家们知道，秦国有繁杂严厉的律法，但湖北云梦出土的这些竹简，让今天的人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秦国的法律严谨到了什么样的地步。
法律规定：农户归还官府的铁农具，因为使用时间太长而破旧不堪的，可以不用赔偿，但原物得收下。国家又为什么如此重视铁农具呢？
陕西省凤翔县，这个大坑曾经是秦国一个国君的坟墓。80年代初期，考古人员在这儿发现了一大批铁制农具。根据常识判断，国君的陪葬物理应是当时最为贵重的东西。铁农具在秦国的价值确实非同寻常。
当军队还在使用青铜兵器厮杀的时候，秦国就鼓励农民大量使用铁制农具。与牛耕一样，铁农具的应用也是革命性的。中国最早利用铁农具的很有可能就是秦人。
在一个以自耕农为主的时代，秦国却通过严谨的法律实现了对农业有效的宏观管理。这种管理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相当先进的。先进的管理最终造就了秦人发达的农业。
然而，秦国尽管有发达的农业，有限的国土面积仍然无法支撑一支规模越来越庞大的军队。国家的决策者们为此殚精竭虑。
统一战争前85年，在咸阳宫，秦国的丞相张仪和大将司马错正在激烈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应该夺取西面的巴蜀还是攻打东面的韩国。当时的秦王支持了司马错的建议，攻占巴蜀。随后的历史证明，这个有远见的决定为秦国最终赢得统一战争铺平了道路。
巴蜀，今天的四川盆地，两千年前就是天然粮仓。秦国拥有巴蜀之后，军粮储备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史记》中记载：几十年后司马错攻打楚国，秦军顺长江而下，一万艘船运载了600万斛的大米。
然而，2000多年前的成都平原并不能稳定地为秦军提供粮草。岷江经常泛滥，旱灾也时有发生。在司马错之后，李冰来到巴蜀，出任最高行政长官。就是这个人，使成都平原最终富甲天下。
李冰在最恰当的地方将岷江一分为二，洪水季节，江水漫过水坝，从远处干涸的河道泻洪；干旱季节，岷江水被李冰的水坝送进宝瓶口这个狭窄的通道，灌溉成都平原的万亩良田。这就是古代水利史上最了不起的工程，都江堰。
都江堰修成以后，食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四川叫“天府之国”，就是这个时候造就的。
秦人天才的水利工程技术最大程度地保障了粮食生产，在都江堰之后，秦国的粮食产量已经远远高于其他国家。但是，秦国的决策者仍然不满足。
公元前246年，未来的秦始皇开始执掌秦国大权。经历了100年的国力积累之后，一统天下的时机就要来了，弱小的韩国是秦国第一个目标，然而，事情似乎并不这么简单。
秦国的都城咸阳建在关中平原上，这一带是国家名副其实的心脏地区。但是，由于降雨量稀少，都城粮食的战略储备受到影响，秦王嬴政为此忧心忡忡。
一天，一个叫郑国的韩国人来到咸阳，他告诉秦王嬴政，在关中平原上的泾水和洛水之间挖一条大渠，把两条河连接起来，利用泾水丰富的水量灌溉洛水一带的干旱土地，关中就不怕干旱了。这条大渠将有250公里长，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
郑国的这个建议马上就得到秦王的响应，说：“这个主意好，我就派你做总工程师，你给我修这条渠。
在关中平原上，2000多年前郑国修的渠至今仍有痕迹。考古人员认为，泾河中这些巨大的石头就是当年郑国拦河筑坝的时候留下来的。这道土墙也是因清理河坝的淤泥，逐年堆积而成。
修到半路发现，这原来是个阴谋，消耗自己的国力，于是就要把郑国杀掉。
渠修到一半秦始皇才明白：修郑国渠是韩国的阴谋，是为了消耗秦国国力，使秦人腾不出手攻打韩国。但他仍旧饶恕了间谍郑国，让他继续修渠。
《史记》记载：郑国渠全长250多里，灌溉农田280多万亩。它是继都江堰之后秦国又一个大型水利工程，关中变成了肥沃之地。，秦国的三大粮仓就此全部建成。
就在郑国渠完工的那一年，秦始皇发动了统一中国的全面战争，煞费苦心的韩国第一个被灭亡。
在统一战争中，从秦军前线部队寄到后方的两块木牍成了中国已知最早的家信。
写信人是兄弟俩，黑夫和惊，打仗的地方淮阳在今天的河南省，从淮阳前线到后方的家里，距离大概3、400公里。2000多年前，两封战地家信很幸运地到达了目的地。
惊在信中提到了很多人，而他最挂念的是新婚的妻子。
黑夫在信中问候姐姐和其他一些人，但惦记最多的人还是自己的母亲，一再嘱咐哥哥衷要照顾好母亲。两个兄弟在外打仗，哥哥衷在家里奉养母亲。可以想象，母亲和哥哥收到黑夫和惊的来信时该是多么高兴。
夏天到了，天气开始转热。远在战场上的儿子还穿着冬天的衣服，身上的钱也花光了，家中的母亲肯定心急如焚。
信是在哥哥衷的坟墓里发现的，在古代，人们往往带上最珍贵的东西踏上黄泉路，可衷死后为什么要陪葬这两封家信呢？
这个家庭的命运或许能让我们看到那个遥远年代成千上万的秦国普通人。他们有和我们一样的家庭，一样的悲欢离合，但在耕战国策下，他们的生活只有两个内容，或在前线浴血奋战；或在后方努力生产，可以说，每个秦人都是秦军的一部分，秦国在以举国之力进行战争。
与子同仇
秦始皇的兵马俑有一个令人迷惑不解的现象：大量的士兵头上戴着这种小圆帽。考古人员证实，这是一种麻布做的头巾。军官模样的戴着牛皮做的板状帽子。更多的士兵则把长发盘在头上，挽成一个个发髻。无论是士兵还是军官，秦军一律不戴头盔。
他们不仅不戴头盔，身上穿的铠甲也很简洁，甲片减少到了最低限度。主力步兵的甲衣只是护住前胸和后背。而站在最前边的弩兵部队身上一个甲片也没有。
从俑坑里能看得出来，秦俑都是简装，铠甲防护的面积并不大，都属于轻型的，和我们所了解的当时的魏国的重装部队正好形成一种明显的反差。
秦国应该有能力为军队配备足够的铠甲。历史记录显示，自商鞅变法后，秦国是当时诸侯国中最富有的。《史记》上说：秦，带甲百万。意思是有百万身披盔甲的军队，但眼前这支复制的秦军却让人大感意外。隐藏在这一奇怪现象背后的历史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第六集：与子同仇
两千多年前，秦国一位兢兢业业的县法律秘书“喜”为人们探索这个谜提供了一个线索。喜曾经三次从军，他用竹简记录了秦军攻打刑丘时发生在部队中的两起案件。
在攻打邢丘的战斗中，士兵甲斩首了敌人一个首级。士兵乙企图杀死士兵甲，据首级为己有，却被第三个士兵发现，图谋不轨的士兵乙当场被捉拿归案。
另外几枚竹简上说：两个士兵为了挣抢一个首级也动了手。秦军在战场上为对手的一个首级竟要自相残杀！是什么驱使他们对敌人的首级如此渴望呢？
秦统一中国前135年，改革家商鞅为秦国制订了一套任何别的国家都无法忍受的严苛法律。从此后，整个秦国都严格地按照这套法律运转，它影响了六代秦人，直到秦始皇。
商鞅规定：秦国的士兵只要斩获敌人一个首级，就可以获得爵位一级、田宅一处和仆人数个。斩杀的首级越多，获得的爵位就越高。
你只要打仗打得好就可以授爵，一授爵就有一定的土地，有一定的房子，那么说你整个生活跟打仗挂钩了。
这就是商鞅著名的军功授爵制度。2000多年后，“喜”抄写的竹简又让人们得以看到这一制度的大量细节。
如果一个士兵在战场上斩获两个敌人首级，他做囚犯的父母就可以立即成为自由人。如果他的妻子是奴隶，也可以转为平民。
对于重视家族传承的中国人来说，军功爵是可以传子的。如果父亲战死疆场，他的功劳可以记在儿子头上。一人获得军功，全家都可以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