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兵马俑的研究界陈景元一直被视为异类因为他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兵马俑的主人根本不是秦始皇而是他的先祖秦宣太后！ 
　　该观点与主流截然不同 1974年兵马俑被发现后一直被视为秦始皇的陪葬品看待。因此多年来兵马俑研究学界不但对他的观点避而不谈就连他的名字也都被刻意回避。 

　　陈景元今年69岁既不是考古学界的权威也不是历史学家他只是一个建筑学方面的学者退休之前在江苏省国土局工作。“浩大的秦陵建设都是建筑学上的事地宫结构、施工方案、土方运输以及陵墓建筑的布局、主轴线方向等绕开建筑专业自搞一套实际上都是不能成立的。” 

　　怀疑 

　　首先兵马俑的发现地点和秦始皇陵园的距离太远这是陈景元对此的最大疑点。 

　　公开的材料表明秦始皇陵的面积是56.25平方公里周围包括兵马俑在内的多处发现都是秦始皇的陪葬品。 

　　“秦始皇陵真的有那么大吗？”陈景元怀疑。 

　　陈景元第一次接触秦始皇陵是在1957年他考入西安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系。此前他一直生活在故乡浙江进入大学后开始广泛接触中国的古代史。“建筑和其他专业不一样必须要研究各种历史建筑的风格”他说“所以人文、历史等很多方面的知识都要了解。”在报到后的第二天他就独自一人到临潼东边考察荒芜不堪的秦始皇陵。 

　　1961年3月秦始皇陵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个月之后陈景元在老师的带领下来到临潼县和同学一起对临潼县进行城市规划设计。秦始皇陵的保护是规划的核心问题之一对于秦始皇陵的规模勘测则是计划的第一步。 

　　虽然历史没有准确地记录下皇陵的规模但根据秦汉墓穴的时代特点、以及他和同学的勘测以秦始皇陵为中心特地划出了30―40平方公里的保护圈准备建设一个特别的森林公园。“当时为了保护文物划定的区域已经远远大于陵墓的面积了。” 

　　1974年传出兵马俑被发现的消息但让陈景元奇怪的是出土的地方却远在当初他们划定的这个区域之外。 

　　更奇怪的是出土不久兵马俑就被认定是秦始皇的陪葬品陈景元非常怀疑“我们当时特地多划了很大的区域就是为了保护文物而且陪葬品放置那么远是不符合常规的。”很多研究材料说兵马俑到秦始皇陵的直线距离是1.5公里。而这1.5公里还不是两地的中心距离他们的估算是按照两地的边缘距离中心区域相距还要超过这个数字。 

　　陈景元依据自己的建筑学知识产生了怀疑在家里他向记者展示出当年划出的测算图纸精确到每一米的距离。“如果按照他们的解释秦始皇陵有那么大的话会把整个骊山也包括进去这现实吗？” 

　　其次古代帝王的陵墓多是南北走向兵马俑的方位却在秦始皇陵的东面。作为陪葬品却没有坐落在陵墓的中轴线上这有可能吗？ 

　　“而且秦始皇陵背靠骊山前有大河在古代的建筑风水学说中是极佳的地方难道古往今来只有秦始皇一人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吗？凭什么出土不久就被认定是秦始皇的陪葬品呢？” 

　　求证 

　　然而仅靠自己的判断还不能形成说服力1976年陈景元跑到西安现场看见的情况更让他疑心重重。 

　　按照兵马俑博物馆的说法该俑坑建于秦统一全国的十几年后。但奇怪的是坑里有很多不同轮距的车这在当时是违法的行为。因为统一之前秦国自己境内必须“车同轨”否则无法在境内自由通行统一六国后“车同轨”又在全国推行。秦始皇又怎么会允许自己陪葬品的车轨有宽有窄呢？ 

　　而且秦始皇自统一中国后就改正朔易“服色”规定衣服、旄旌、节旗“皆尚黑”的制度。几乎所有的武士俑出土时却从上到下都身穿大红大绿的战袍紫蓝色长裤这与秦始皇“尚黑”的命令大相径庭。 

　　秦始皇时只有大量使用步兵和骑兵的记载而兵马俑坑内的军阵则是以战车为主的部队兵器上也有可疑之处。 

　　据资料显示1974年兵马俑出土不久考古专家很快就得出结论“秦俑坑当为秦始皇陵建筑的一部分。” 

　　据《秦始皇陵东侧第一号兵马俑坑试掘简报》记：“秦始皇俑坑的西端西距秦始皇陵东墙1225米和秦始皇陵内城的东北角成一直线”。加上出土的器物陶俑“是秦始皇陵建筑的一部分”。在此后的宣传材料上一致认为兵马俑的主人就是秦始皇。 

　　为什么结论会下得如此之快呢？1974年3月之后围绕兵马俑究竟发生了什么？ 

　　1974年3月24日临潼县东西杨村一群农民在附近打井发现了兵马俑。 

　　很快县文化馆的工作人员赶到他们初步断定这可能是大型陶俑不过距离秦始皇陵太远是不是秦始皇的陪葬品及其时代、作用他们一时也难以判断当时也没有立即上报。 

　　1974年5月新华社记者蔺安稳知道了情况。回京后不久就写了内参刊登在人民日报《情况汇编》第2396期标题“秦始皇陵出土一批秦代武士俑”短短四、五百字将事情清楚地描述了一遍至于出土的武士俑是不是秦始皇的陪葬品他在文章中并没有明确说明但这篇文章已经将兵马俑和秦始皇陵紧密联系在一起了。 

　　这个消息引起了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当时国务院领导人的重视要求国家文物局的负责人进行妥善保护。 

　　而当时国家文物局和陕西省文化馆的负责人都不知道此事很快就打电话询问。 

　　据陈景元透露当时临潼县文化馆的工作人员感到压力很大。文化馆的同志讲出土陶俑的地方距离秦始皇陵很远当时对坑的大小、内涵、时代和性质等很多重要问题他们都说不清楚。他们是反复商讨并请示县领导后才决定不上报待进一步调查清楚后再向上级汇报。 

　　对于内参上的报道感兴趣的还有江青在批儒评法运动中江青认为秦始皇是法家的典型代表而新出土的兵马俑则为批儒评法运动提供了最好的实物资料。 

　　她批评下面对于这一重要发现没有及时上报并指示考古工作者要保护好这些文物。 

　　很快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家与陕西文物部门的专家一起来到临潼现场考察后疑问反而在更广的人群中扩散：这附近没有大型的墓葬只有不远处有座秦始皇陵。但秦始皇陵的陪葬坑怎么会放在如此远的地方呢？专家对陶俑的时代、性质、属主等问题仍不敢下肯定的结语。 

　　但在《试掘简报》中却对兵马俑的主人做出了判断。 

　　陈景元了解这些背景后更加坚信自己的怀疑：“当初对兵马俑的属性并没有准确的学术判断完全是在政治压力之下做的判断这难道不叫人起疑吗？” 

 　　挑战 

　　陈景元不断搜集相关的信息写出了“秦俑新探――俑坑的主人不是秦始皇”开始向社会科学院的学术刊物投稿希望能够引起学术界对该问题的讨论。 

　　为了文章的发表陈景元四处奔走四处碰壁没有学术杂志愿意和他一起冒这个险。 

　　《文汇报》的一位记者获知此事将该事件发表在内参刊物上。1983年1月政治局委员、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知道后批示此文章可以用“未定稿”的方式发表但结果却了无音讯。 

　　陈景元不服气通过知名学者于光远向胡乔木再次反映了情况。胡乔木再次批示表示此文章可以公开发表。 

　　但很长时间过去了社科院的刊物上始终没有出现这篇文章。 

　　为了让自己的观点为世人所知陈景元想出了暗渡陈仓的办法避开社科院绕到自然科学院的刊物上发表。 

　　1984年第三期的《大自然探索》杂志全文刊登了陈景元的文章除了质疑秦俑的主人不是秦始皇还根据自己的考证说出他眼中武士俑真正的主人――秦宣太后芈（音：米）氏。 

　　《西安府志》中对此记载它说：“秦宣太后葬芷阳骊山去新丰县十四里则在临潼界。”在《临潼县志》中也说：“秦宣太后陵……在新丰县南”。地理位置和兵马俑出土地点相近。 

　　据《史记·樗里子列传》记载：“秦昭王王母宣太后楚女也。”可知芈氏是秦昭王的生母而且她还是个“楚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兵马俑的发式和服装和当时的少数民族相似。 

　　公元前306年昭襄王年少即位宣太后摄政。太后临终之际下令近臣为其殉葬可昭襄王不愿意。当人殉的要求不能满足的情况下为了孝顺自己的生身之母便下令塑造真人大小的殉俑布置一个辎重车队象征性地让太后回归自己的楚国故里。 

　　陈景元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争议 

　　该文章激起了轩然大波国内外的研究者不断询问兵马俑考古队对此事的看法。而更为重要的是对于秦俑主人有了全新的观点《中国考古未解之谜》一书中作者公开将秦俑的属主列入“未解之谜”。 

　　为了扭转这种舆论压力一些兵马俑研究学者在西安召开研讨会后来传出消息到会的专家学者都认为陈景元的观点不正确。 

　　陈景元逐个给参加会议的学者打电话询问一一询问是不是反对自己的观点。而让他吃惊的是参加会议的一些学者和他有相同的疑问原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林剑鸣告诉陈景元他本人也对此存在疑惑并在自己的学术文章“秦俑之谜”中支持陈景元的观点。 

　　谢万幸、杨飞、张万鑫等学者在各自的学术著作中都表达了与主流不一致的观点。 

　　但很快这些质疑的声音都被淹没在当时的舆论浪潮中1984年12月11日的《陕西日报》刊登文章：“秦兵马俑坑的主人是秦始皇帝――秦俑研究学术讨论会纪要。” 

　　兵马俑博物馆前任馆长袁仲一认为兵马俑确实是秦始皇的陪葬品。他是当年兵马俑考古队队长有“中国兵马俑之父”之称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随后不久兵马俑内发现了写有‘吕不韦’字样的戈秦宣太后比吕不韦早100多年宣太后的墓葬又怎么会有后人的东西呢？” 

　　袁仲一认为在一本古书上曾经记载着秦始皇前来视察工程进展曾下令宰相李斯将陵墓的范围向外扩展“三百丈”。经过人们的钻探测量发现西杨村发现陶俑的地点正好在这“三百丈”的距离之内。 

　　陈景元则反驳他找到那本古书的各种版本根本就看不见有“三百丈”的字样。退一步说秦代的1尺只有现在的23厘米“三百丈”折成现在的尺寸只有690米西杨村距秦始皇陵中心接近2公里怎么可能在“三百丈”的范围之内呢？ 

　　对于“吕不韦”戈陈景元给出了自己的解释：“此戈发现的位置不在墓穴的底部而在中层。如果是和兵马俑一起陪葬的话那应该是在底部。兵马俑坑内每年都有淤泥堆积戈发现的位置可以推断出大致的年份那是宣太后身后的年份。而且兵马俑遭到破坏此戈很可能是后来人带进去的。” 

　　但这次辩论已经不可能公开出现了没有学术刊物传达陈景元的声音。 

　　坚持 

　　如今陈景元年近七旬下排的牙齿已经全部掉光。他向记者感叹岁月的沧桑而他一生都和秦始皇陵紧密相联。 

　　1957年他离开故乡浙江金华考上了西安建筑学院。报到后的第二天他就独自一人到临潼东边的荒芜不堪的秦始皇陵“考察”开始从建筑角度研究秦始皇陵工程兴趣越来越浓厚。 

　　大学毕业后他分配到沈阳的一家设计院工作虽然单位在沈阳但搞的工程几乎都在甘陕两省秦始皇陵始终没有离开过他的视线。1974年以前他完成了一部叫《骊阿集》书稿的撰写工作书中提出了阿房宫修建与秦始皇无关秦始皇生前未修骊山墓这在当时已经是惊世骇俗的观点。 

　　直到现在他关于兵马俑的“惊世骇俗的观点”还是被压制。 

　　陈景元不甘心他说自己退休之后有了时间反而更加积极地投入到证据的搜集之中家里关于秦朝历史的研究书籍堆满书橱足有一堵墙的大小。 

　　于光远曾就此事鼓励他：“学术研究不能搞民主集中制更不能少数服从多数。”这句话一直激励着陈景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