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在河南汝南县，可是我生在西安长在西安，又在西安易俗社学的戏，演了50年秦腔，除去在乌鲁木齐（我的第二故乡）工作了17年，在西安也有40多年了，算得上个地地道道“家住西安”的人。
   我出生在北院门杨家巷，不久搬到西华门八家巷8号院内。可能因为我是我爹妈的独生女儿，所以刚满五岁就送我到一墙之隔的学堂去读书，美其名曰“学堂”，其实是座破得不能再破的小庙。没有课桌，没有课本，摆了几张方桌，学生围着坐。学校也没校名，人们都习惯地称它作“私塾”（后来这里成立了一所“启新小学”）。我的座位正好在神像的脚底下。我小时候有个极坏的毛病，老是偷偷地抠墙上的土吃（现在才知道那是缺锌），觉得那土的香味是任何糖果都代替不了的。一本书没学完那个神像的脚指头被我吃得所剩无几了。为此先生还打过我呢，不过他打的一点都不疼，有时挨打的反被惹笑了。先生是个外乡人，不知从什么地方流落到此，还带着老父亲，就住在破庙正殿的西屋里。第一天上学回来，我就给我妈喋喋不休地讲我的“见闻”。我给我妈说我的老师姓“小”，他爸一定姓“老”，还说老师家的水烟袋不和我家的一样。我妈笑了，说老师姓“萧”，他爸也姓萧不姓“老”。那时我还在吃奶，有时来不及吃就要上学，到了学校不是吊着脸就是找茬打架，老师没办法只得放我的假。回到家我妈准知道我要回来，吃完奶再回到学堂就活蹦乱跳，闹得别的孩子也读不了书，老师可头疼我了。我们萧老师是位孝子，为了养活他的老父亲，一边教书还一边做小买卖，那买卖也实在算不上生意，就在他住的小屋门口放个小凳子，上面架只木盘儿，里边放点糖果，是卖给学生的。我父亲有一手绝活——做花生酥，把糖稀熬到一定程度放入花生，再加些小苏打之类的东西，出锅以后放在一个五寸多厚的木盘里用一个大大的木樃头使劲砸，一直到砸酥，很好吃的。我在家里并不想吃，可一进学堂门就觉得那糖忒馋人，拿着钱去买，老师就是不卖给我，因为老师的糖是从我父亲那里趸来的。萧老师很慈祥，学生们都不怕他，我们经常在上课时间向老是讨茶喝，老师也不生气，还把茶杯送到座位上来，大家都爱这位萧老师。学堂里有二三十个学生，各人拿各人的书，拿什么书的都有，谁跟谁的都不一样。我不记得我拿的什么书，只记得里边有“孔融让梨”的故事，还有插图。每天只背书没别的课程，我书背得滚瓜烂熟，就是书上的字不认识几个。每背一遍老是就用红笔帽给书上拓个红圈，那书上红圈摞红圈也不知道背了多少遍了。后来我到了入学年龄，上了正式小学，还常惦记我们的萧老师，有一天我专程去看望萧老师，但已经是人去庙空，那破庙越发显得破败不堪了，也不知道萧老师又流落到什么地方，我心里一阵凄凉，落下泪来。
    我不光是我爹妈的独生女儿，还是我们院子的。我们住的大杂院，本地叫“什家院”，哪儿人都有，孩子也多，家家都是好几个，独我家只我一个。每逢久旱不雨或者连阴雨不停我就成了宝贝，经常被“委以重任”。我们院子一进大门有个照壁子，上边有个洞叫“土地台儿”，下边蹲着一尊石狮子。也不知道从哪代祖先留下的习俗：天旱了大人就端盆清水，让一个小女孩（必须是独生女儿）洗狮子，口里还念念有词：
    狮娃狮娃哥哥，天爷不下该咋着，毛头女子谁养活，-------
    下边的记不得了，要是一连几十天连阴雨涝了，还是要个独生女儿由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背着给院子中央栽个棒槌，再用红纸糊一帽子给棒槌戴上，那棒槌不像酒瓶子，它栽不住老倒，干脆换成栽砖，给砖上放一小块木碳，给木碳戴一小红帽。还要挂“扫天婆”，即剪个小纸人（女的），手里拿着扫帚，挂在廊檐下，意思是把天扫晴。这雨天挂“扫天婆”、栽棒槌，旱天洗狮子的差使就是我的。每到这时候我总有一种自豪感，有时还会拿捏一下，先问是栽的棒槌还是砖，栽砖才去呢，栽棒槌不去，人们没法只得依我。风调雨顺了我倒觉得寂寞无聊。
    几年前我和老伴带着儿女和孙子们专程去看旧居，我住的8号院和学校已不复存在了，对面28号是我老伴的故居，还旧貌未改，听说也要拆迁。那些儿时的小伙伴们一个个风流云散，各奔前程，不知都去了哪里，少不得又是一番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