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戏曲文化源于西部
黄河流域是中华文化最先发展起来的区域，秦、汉、唐、宋是戏曲文化形成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在以长安为中心的中西部地区。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促进了戏曲文化的成熟和发展。先秦歌舞、汉代百戏的发展孕育了唐代的参军戏和歌舞戏。从唐代就发展起来的说唱艺术在宋代有了很大的发展，产生了诸宫调这样一种具有很强叙事能力的说唱艺术，它与歌舞戏相结合，产生了完整的戏曲形式宋金杂记。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灭六国后在关中建宫室一百四十五处，将“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充入之”，集中了女乐倡优万余人。从陕西临潼秦始皇陵附近出土的“秦乐府钟”可知，秦时就设立了专管乐舞的“乐府”机构。在上林苑宫殿，出现了“车行酒，骑行灵，千人唱，万人和”（《三辅黄图》卷一）的壮观场面。更值得注意的是秦时出现了装扮人物的俳优表演。《史记? 滑稽列传》载：一次，秦始皇设宴庆寿，忽下大雨，大臣们皆居宫内，卫侍们站立栏外雨地。有一个名叫优旃的滑稽戏演员当着秦始皇面说：“你等比我个子高有何用处？我虽矮，但还可以在宫内避雨，你们虽高却站立雨中！”始皇听后，即令武士们站立栏内。秦二世要油漆长城，优旃佯装赞同这一荒唐的主意，然后又奏请秦二世考虑，城墙油漆后，供晾干油漆的荫室比长城还要大，怎么搭盖？秦二世闻之，只好笑而作罢。当时的滑稽戏演员，除了表演一些滑稽可笑的娱乐节目外，还利用说反话进行“诡谏”。可惜后来的史学家们，只从政治的需要出发，记录了他们“诡谏”的事迹，而没有记录他们演出滑稽戏的内容。
汉灭秦后，经过“休养生息”，到了汉武帝时期，政治稳定，经济发达，国力强盛，歌舞百戏进入了繁荣发展的鼎盛时期。汉代继承秦时设立的“乐府” 体制，广泛搜集民歌。长安成为全国歌舞百戏演出的中心。据张衡《西京赋》记载，在长安演出的歌舞百戏达数十种之多，规模宏大，京师“三百里内皆来观”，盛况空前。在宫廷和京师歌舞百戏的影响下，陕西各地歌舞百戏也蓬勃兴起。新中国成立以后，陕北榆林地区各县出土了六百多块汉代画像石，其中反映出的歌舞百戏有：鞬鼓舞、七盘舞、相和歌、可采莲、巴渝舞、白纻舞、跳丸、投壶、六博、幻术、击剑等。绥德汉墓出土的一块“七盘舞”画像石，上有一鼓八盘，分三行排列，舞者着长袖罗衣，登盘表演；另一舞者头戴尖顶帽，为侏儒形象，似在插科打诨，作风趣表演。
汉代的歌舞百戏，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张衡《西京赋》中记载的《总会仙倡》，已经把音乐、歌唱和舞蹈融为一体的综合性节目。在一个仙山巍峨，冈峦起伏，奇花异草吐艳纳秀的艺术氛围中，扮演豹罴的演员戏豹舞罴，扮演白虎苍龙的演员吹打奏乐，扮演娥皇和女英的演员坐而长歌。一曲未终，演出场景便发生了突变：云起雪飞，复陆重阁，转石成雷。特别需要关注的是，在三辅地区还产生了有人物、有故事情节、有化妆表演的“角抵戏”《东海黄公》。它的演出有人与虎斗的角力表演，塑造了黄公这样一个悲剧性人物。汉武帝将这出民间“百戏”搬进宫廷，经常在平乐观演出，并以此招待“四方来宾”（见《西京杂记》）。角抵戏《东海黄公》已经具备了戏曲的雏形。1954年西安白家口出土的西汉舞俑和比邻陕西的河南南阳出土的汉画像石鼓舞、角抵戏《黄帝战蚩尤》、《东海黄公》等展现了汉代歌舞百戏的风采。
魏晋南北朝时期，西魏、北周等王朝在长安建都，歌舞百戏在前朝的基础上又有发展。据《周书?宣帝纪》记载，西魏文帝大统五年（539年），太庙初成，四时祭祀，都有俳优角抵演出。北周宣帝，广召杂技，增修百戏，并征集散乐在长安演出。除节日大型演出活动外，他平时还“鱼龙烂漫之伎，常陈目前”。 《北史?周本纪》记载，静帝于文阐大象年间，曾“大陈杂戏”于长安，“令京城士庶纵观”。1953年西安出土的南北朝时期北魏女乐俑为我们了解这一时期陕西的乐舞提供了形象资料。
隋唐时期，首都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之一。中原和西域的各种技艺荟萃长安，歌舞百戏出现了新的高峰。唐王朝为了满足宫廷娱乐的需要，在长安设教坊、梨园，教习歌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