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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事件中有时常常是由细节穿透了很多轰轰烈烈的表象而凸露了真理。
六十多年前发生的“西安事变”之中所有的主要当事人包括寿高百年的事件主角张学良将军均已离世其过程的梗概也已大致清楚。但是对这一事件及其过程中各重要情节的深层次动因是否也已全弄清了呢？
近日陆续新读到一些有关“西安事变”的资料。之中对某些细节的真相深为震憾。由此加深了对“西安事变”这一历史画页的理解也加强了对“历史”之丰富的认识。
在此稍稍转述此事件中的若干细节供有兴趣者参阅。
（一）张学良曾要求参加中共
东北军少帅张学良的确是一个行事常有独到处的热血东北汉子。
他除了在生活上曾是极为随心所欲任意放纵——在年少时吃喝嫖赌毒无所不为也无所顾忌而且也从不遮遮掩掩伪充君子；但为戒毒他却又能以常人难有的意志度过地狱般的治疗期。
在处理军务政务时也更常是天马行空我行我素不理旁人如何评说——逆父意始终赞颂郭松龄为固帅权断然诛杀杨宇庭求统一毅然将东北易帜还有“西安事变”的贸然发动与果断结束无不体现了他敢作敢为、勇担责任的做事风格。
在“西安事变”发生的前半年即1936年6月仅万余人马的中央红军还尚未完全摆脱长征险境而在陕北刚刚立足之际统率有二十多万东北军的张学良便在与中共方面接触数次并读了一点唯物辩证法之类的书后竟然以堂堂原国民政府海陆空军副总司令与东北军统帅之身份向尚处危难境地之中的中共提出了申请加入中共的要求。
此事再一次体现了张少帅独往独来的性格。
对于张学良主动要求加入中共的举动中共领导高层自然非常高兴。
1936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接到了派驻东北军的中共代表刘鼎的密电报告说张学良已提出申请要加入中共请中央定夺。
仅隔一天即7月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便在发给共产国际的电报中“通知”说“拟允许其（张学良）入党”因为这对于中共来说是“有益无损的”。
可见在收到刘鼎的报告后中共中央便立即讨论并决定了允许张学良加入中共。
但是在此电发出后一个半月的8月15日共产国际却在一封给中共中央的来电中批评了中共吸收张学良入党的做法。
这一来张学良加入中共一事究竟是否成为了事实或已为共产国际所阻止而未兑现？便成了个历史谜团。
六十多年来“西安事变”的各方参与者已谈了很多事变的经过。可是对张学良是否加入中共一事的秘密却从来无人论及。
当时与张学良事有关的中共领袖们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叶剑英还有刘鼎等生前都没有留下任何关于张学良入党的公开说法现在他们均已去世张学良本人也不在了而中共与国民党两方面至今也均未完全公布“西安事变”及其前后的官方档案材料因而张学良是否加入中共一事确成了一件悬案。
张学良最终是否成为了中共党员的历史事实目前虽暂无法弄清楚但从现在已知的某些侧面却还是能看出这件事真相之若干蛛丝。
首先可从有关时间上推断一、二。
刘鼎向中共中央报告张学良要求入党的电报是6月30日到达陕北中央的。
张闻天向共产国际报告通知“拟许其（张学良）入党”的电报则是7月2日。
两封电报的间隔时间只有一天。
看来在这间隔的7月1日中中共中央无疑已讨论决定了张入党的事。
而到共产国际回电批评允许张学良加入中共之时的8月15日离中共中央作了决定之日则已过去一个半月。
在这一个半月中张学良与中共中央联系密切商量了许多大事。因此对于张要求入党之事中共显然是不可能回避的。婉拒还是批准？都得须给张一个答复。
当时的境况是既不可能拖到一个半月后再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才去答复张学良的。
也不可能在作决定让张学良入了党之后又劝其退党。
因为做出这两个“不可能”之一都有可能让张学良丢失对中共行事的信任。
同时也不符合当时尚弱小的中共极力图谋扩大力量的迫切愿望之现实。实际上毛泽东在7月1日那天给在西征前线的彭德怀的电报中便告知了：在东北军上层长官中“建立党的基础此间正在加力并且大有希望。”
这个东北军“上层”是指张学良的可能性应该很大。
因为另一名东北军主要上层人士王以哲的入党还在张学良申请之后的二个月之时并非在7月初。
因此可能有的一种历史情况是：让张学良做了一名中共“特别党员”。
这种只与中共高层联系而不公开中共党员身份以利于在国统区与国民党军中继续潜伏工作的“特别党员”其实在中共为数不少。甚至连鼎鼎大名的郭沫若他那中共特别党员的身份就从大革命失败后一直隐蔽到他辞世前不久。虽然在1958年时他曾以民主人士身份公开举行过一次积极申请加入中共的活动。
还有一位历史大名人杨度那位极力鼓窜袁世凯做皇帝以实现其君主立宪理想的“筹安会”首脑后来竟也戏剧性地成了中共党员——当然是不公开身份的中共特别党员。
杨度大约是在1929年秋中共地下首脑机关还在上海时加入中共的。而直接领导杨的则是兼着中共中央特科主任的周恩来及其助手潘汉年。当时中共的处境还是比较危险力量也很弱象杨度这种名人及通硕大儒能加入中共对中共在国统区联系争取各类社会贤达、上流社会人士的支持与同情以及为中共搜集特别情报是有着不小的影响与作用的。杨度加入中共后不久于1931年病逝当时周恩来还派人去杨家进行了吊唁。
但杨度的中共特别党员的身份只到八十年代时才由文化界政要夏衍在临终前披露（夏衍曾接手潘汉年与杨度保持秘密联系）并说了是周恩来在生前曾交待过他的：杨度是中共党员以及杨为党做过一些工作的情况适时要公布于众。
这样今天的人们才知道曾鼓吹君主立宪的杨度居然还有过改为信奉共产主义的传奇经历。
至于国民党军队那些高级将领中平日根本不与中共组织接触、而只在关键时机显身手的中共特别党员那就更是大有人在了。如在淮海战役中率部起义的国军战区副司令何基沣、张克侠以及100师师长廖运周等原本就是中共党员。他们其实不是什么起义不起义而是属归队性质。
其实当时在东北军高级将领中张学良的亲信部属、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在张学良提出加入中共的要求后他也秘密参加了中共成为了中共的特别党员。对于王以哲的这个身份甚至连当时在东北军工作的中共党员们都不知道。所以在八十年代初当有关部门认定王以哲的中共党员身份时那些已成为中共高级干部的原东北军人士都纷纷表示不相信。幸亏当年代表中共派驻东北军高层并直接秘密领导王以哲的叶剑英健在出面讲话证实此事中共的党员烈士名单中才有了王以哲的地位。
另外张学良可能确加入中共的事情还可从张学良自7月3日后即中共中央7月1日讨论并决定了张要求入党之事后二天至“西安事变”爆发后的电报信件往来中看出些眉目。
在这些电文与信件中双方不是互称“同志”即称“兄”了。亲密热情之情跃然信件电文中。
7月3日也即中共中央发电报向共产国际通知拟允许张加入中共的当天刘鼎奉周恩来电令召从西安动身前往中共中央驻地陕北安塞汇报时张学良便写了一封给周恩来的信（当时张学良与中共的领导人中只与周恩来会过面）交刘鼎送周。
张学良信的全文如下：
恩来同志：
弟此间必须准备整理须六个月功夫如时机迫切那就例外了。“贵我双方屡生误会必须互谅互信而调整之。”外间情况等等嘱刘同志面达。特此敬祝
努力
并乞代问侯诸同志为盼
弟 张学良 启
尔后用 李毅
以后中共中央与张学良的联系便称用“李毅同志”了。
照理此事中的刘鼎（解放后曾任国家重型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是完全知道张学良加入中共一事的。但直至他于1986年去世他也没有公开向人说过这件事。
为什么呢？
因为张学良还在台湾被软禁着老蒋虽已死小蒋却仍持父命没有给张以自由。若说出张学良有参加中共一事的细节那显然只会害了张的。因此只要张学良没有获得彻底自由只要张学良还身在台湾这件事的确是仍不能透一点风的。
早二年即2003年间前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发表了一篇回忆文章《忆宋叔》之中也说到了张学良加入中共的事并且明确说清楚了为什么没有公开这事的原因。
阎明复在《忆宋叔》（宋叔即西安事变时曾在张学良身边工作的中共秘密党员宋黎同志2002年11月22日故去）一文中称：“我记得在宋叔离开北京回东北的时候他特地邀我去对我说关于张学良将军是不是中共党员的问题一直为我们所关心当时我们党的主要领导人中知道这件事的如毛泽东、周恩来、李克农都已去世尚健在的只有叶剑英同志。宋叔接着说我最近专门写信给叶帅请他接见我。最近我见到了叶帅提出这个问题。叶帅给予了肯定的答复。我把叶帅谈的内容都记录下来了记录装在一个信封里放在保险箱里等我死以后再拿出来给中央。我问他为什么现在不报告中央？他说现在张汉公还健在我们一定要千方百计保护他他是中共党员的事绝对不能传出去。”
阎还在文中说：“关于张学良将军是中共党员的事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宋叔告诉我后我也没有跟任何人讲过。1995年夏天……因为得到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先生的协助我得以访问了莫斯科所有的档案馆。在位于前苏共中央办公大楼的苏共档案馆里我偶然发现了1936年12月初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一份电报。当时我一边小声地读这份电文一边用录音机记录下来。电报是共产国际关于不同意中共吸收张学良入党的问题给中共中央的答复。电文说中国共产党应该扩大自己的队伍但是应该从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中的先进分子去发展而不应该靠吸收军阀入党来发展。这就是说共产国际实际上是斯大林不同意中共中央吸收张学良将军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重大的事情都要向共产国际请示。以后的事态表明尽管共产国际明确表示反对张学良入党中共中央仍决定发展他入党。”
由此可见苏共中央的档案已证实了张要求加入中共、而且中共中央也同意吸收他入党的事；现在不清楚的是中共中央吸收张学良入党的决定有没有通知张学良本人？也许日后某一天公布的叶剑英同宋黎的谈话记录将会揭开这个‘谜’。
此外也不知国民党方面、老蒋那一方是否了解到张学良有没有共产党员身份的问题？
张学良在摆脱了蒋氏父子对他半个世纪的禁锢后用“口述历史”的机会于1992年同历史学家张之宇教授谈话时说：“一般人都不知道我的心理我简单地说我可以说我就是共产党。”“我是同情共产党假如我自己我就是共产党”。
他还说：“我跟共产党有来往早就有来往。政府是一点儿不知道。一点儿不知道？那就是他们作特务的工作！”
看来晚年（1992年）的张学良对自己加入中共而又始终却不为蒋介石、国民党方面所知晓的这事似乎很为得意。
是不是真的如此即：对张学良加入共产党的事蒋介石直到去见“上帝”时都还被蒙在鼓里？
现在不仅曾参与知道张学良要求加入中共一事的中共要人们都不在世了连张学良本人也于一年多前离开了这个世界。因此张学良究竟最后是不是确参加了中共？这件悬案便永远不能由活人来解答而只能在今后的某时靠中共与国民党两方公开原有的机密档案靠张学良生前是否还遗留下什么尚未公布的资料来予以破解了。
（二）宋庆龄的某种神秘身份
孙夫人宋庆龄的身份难道还有什么可疑之处？难道还能是假孙夫人不成？！
当然不是！宋庆龄为世人所知的一切身份都是无可怀疑也无可指责之处。
这里要说的是她尚为人鲜知的一种身份：宋庆龄在1930年代左右在路过苏联时便已秘密加入了共产党她是一个老资格的共产党员。
而且在共产国际与中共处理“西安事变”的过程中也曾有她的轨迹。
宋庆龄逝世后曾在上海从事过中共地下工作的廖承志在生前的一篇纪念回忆文章中曾透露过她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找他的事：
1933年春我由宋庆龄同志、柳亚子先生和我母亲（何香凝）营救从上海工部局英租界拘留所回家后记得是5月时分宋庆龄同志突然出现在母亲的客厅。。。当时只剩下我两个人了。
她面色凝重说话放慢了但明确、简捷：“我今天不能待久。我是代表最高方面来的。”
“最高方面？”我想知道。
“国际！”她说随后又补充：“共产国际。”
“啊！”我几乎叫出声来——当时廖承志无疑异常吃惊。
“冷静点。”她说。“只问你两个问题第一上海的秘密工作还能否坚持下去？第二你所知道的叛徒名单。”
我回答：“第一恐怕困难。我自己打算进苏区。第二这容易我马上写给你。”
“好。只有十分钟。”她微笑着。。。
我飞快地写好了在一条狭长的纸上。十分钟后她。。。取出一根纸烟把上半截烟丝挑出来把我那张纸条卷塞进去然后放进皮包。。。走出了公馆大门。
1928年5月初宋庆龄从莫斯科移居德国柏林时斯大林曾会见过她。尔后1929年夏她回国参加孙中山的奉安大典其间8月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杨虎曾向法国巡捕房控告她家装有秘密电台宋庆龄也没有否认。
1931年夏宋庆龄因母丧再次从欧洲归国途经莫斯科时曾独自一人与苏联领导人举行过秘密会谈。此会谈内容一直没有公布过。
宋庆龄回国后曾与苏联红军总参谋部上海工作站负责人、著名的特工佐尔格相配合营救共产国际上海情报站负责人牛兰夫妇。
1936年共产国际中国组的秘密电台就设在宋庆龄的朋友、在上海工部局工作的新西兰人路易·艾黎的家中。而宋庆龄也就是通过这部电台保持了与莫斯科的联系并为共产国际向中共传递必要的信息。
“西安事变”前后那段时间里中共对待事变的态度之所以发生180度的转变就与宋庆龄传递的电文有关。
在“西安事变”刚发生时中共高层无不欢欣拍手称快一派坚决“杀蒋”“审蒋”的呼声。
然而没过几天中共中央对此事的态度却改为“与张、杨商量如蒋能答应联共抗日等项条件并有相当保证后恢复蒋介石之自由”。
这是何故？
与宋庆龄的神秘身份有关。
当时宋庆龄在上海。“西安事变’发生当天（12月12日）时任国民党财政部长、同时又是宋庆龄的姐夫的孔祥熙在当晚来见宋庆龄请她在一件拟好了的谴责张学良犯上的声明上联署签字宋庆龄当即断然拒绝并说：”张学良做得对如果我处在他的地位也会这样做只是我会做得更甚于此。”
反蒋褒张立场坚决而鲜明。
然而第二天（13日）宋庆龄对事变的态度却又来了个令人不可思议的180度大转弯。
13日宋庆龄突然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总干事胡子婴找到家中并将“西安事变”之事告知了他。胡子婴听后以为宋庆龄对此事必然会高兴万分谁知她却深为焦急地问胡是否可以陪她去一趟西安。
胡好奇地问：去做什么？
宋庆龄竟回答：我去劝说张学良释放蒋介石。
然后宋庆龄就向胡子婴解释为何不能杀蒋等道理。
胡子婴认为她说得对便回家准备拟陪宋庆龄去西安。
可是当晚八点宋庆龄却又打电话通知胡：不去了。
宋庆龄在12日与13日两天的表现为何如此反常？
其实是因共产国际与斯大林来了电报而且这电报是坚决谴责张学良支持蒋介石的。
无疑宋庆龄在12日从孔祥熙处得知“西安事变”后当天即会向莫斯科报告。而且看来最迟13日晚八点之前她便收到了共产国际与斯大林向中共的指示电。因而她便在转发电报的同时了解到斯大林与共产国际的立场也只能遵照莫斯科的指令精神办事了。
在陕北保安的中共中央高层当然收到了宋庆龄从上海转发来的共产国际与斯大林的指示电。
斯大林在这封电报中对共产国际下属一个支部的中共态度是很专横霸道的。
据斯诺在一本书中透露斯大林在电文中说：如果中国共产党不利用他们的影响使蒋获释莫斯科就将斥责他们为土匪。并将在全世界面前予以谴责。
当时尚在陕北保安的中共高层的张国焘在回忆录中说到斯大林这封电报使中共领导都觉得简直是“天翻地覆”了毛泽东还急得“踱来踱去”。
有什么办法呢？没有。当时只能服从斯大林与共产国际。
于是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中的立场便发生了悄悄的转变。
因此宋庆龄确实以她的共产党员身份在处理“西安事变”中起过一次并不令她高兴的作用。
1957年11月当时并没有任何公开的共产党员身份的宋庆龄却作为中共代表团的正式成员（名次仅次于毛泽东）到苏联参加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与工人党代表会议并在毛泽东在会议〈宣言〉上签字时坐在了毛的身旁。
对此当时的人们都以为宋庆龄能够参加这种会议是凭其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与中苏友协会长的身份而很少会有人知道她实际是以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地位而与会的。
1981年宋庆龄逝世时中共中央宣布接纳她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当然这只是一次向世人正式公开她的共产党员身份的仪式。
（三）张学良为何坚决执意要送蒋介石去南京？
“西安事变”由军事政变式的兵谏开始经过十四天的跌宕起伏最后却以张学良亲自将蒋介石送回南京的出人意外的悲剧而结束。之中最让后人摇头叹息也最让人不可思议不可理解的事情便是张学良为何要做出这明显会于他不利的“送蒋”不智之举？
照理事变以放蒋为终点也属张杨举事已准备了的结果之一。因为“西安事变”的初衷就是逼蒋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只要蒋介石能答应这些目的“就让蒋介石活着进来也要让他活着回去”（杨虎城语）仍拥戴蒋为领袖都早已是张杨作了思想准备的。只是中共、杨虎城与蒋介石宋美龄这三方谁也没想到张学良在最后时刻却硬要坚持演出这“送蒋”一幕。
毛泽东说：“西安事变”使共产党从牢狱的情况下解放出来。
但“西安事变”的结局却让曾威风凛凛的东北军少帅张学良从此步入了地狱人生。
不过仔细分折毛泽东对“西安事变”于中共的意义之评价当然确是极属中肯。但最终让张学良倒霉以后大半辈子的原因则不完全是其发动了“西安事变”而应该是他在事变末端的“送蒋”。
因为有过反蒋行动者在国民党各派系中并非一二。如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粤军陈济堂、张发奎湘军唐生智还有曾“蒋、冯、阎大战”中的冯玉祥、阎锡山等。这些人几乎终生都对蒋不满更发动过反蒋之战但是蒋介石在很长时期内还得与他们共事用心敷衍最后也不能把他们怎么样。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李宗仁这些人自始自终都不放弃手中的兵权实力。往往在反蒋事败之后通电下野也好归顺中央也罢那手中的派系军队却仍设法牢牢予以控制不容蒋氏染指。
张学良的人生失误大概就是败在了他一时冲动没有象李宗仁等那样坚持旧中国军阀们的生存规律：手中有兵才有地位。
由于张学良对东北军的长期掌控使他在东北军的领袖权威无他人能替代。故当张学良自投罗网被蒋介石囚禁后东北军因种种原故便内部生变而无人能统一收拾分裂局面结果二十多万东北军很短时间内被蒋氏分而解决飞灰烟灭。至使张学良没有再能让蒋氏生畏耽心的本钱了因而这命运便生生被捏在了蒋介石的手中。
其实张学良在刚被囚禁时也深知只有东北军的存在才会有他的自由前途故当他听知东北军内讧激进的少壮派枪杀了稳重的王以哲将军之时便连忙让人告知东北军诸将领：唯东北军团结才有他张学良归来之时！
可是虎已入牢笼其任何观念、指示、影响均已鞭长莫及！张学良这只老虎若仍在西安其威其猛便不能不让蒋氏有几分畏怯。可是既落平阳还有什么可说？最后竟弄到跌入连区区一个看守小特务刘乙光都可以在囚禁地常常与其老婆一道凌辱欺负得昔日的少帅与赵四夫人只能在暗中痛哭泪流的惨境了。
张学良并非一介书生他很早便随父征战也带兵多年。在其父死后为了不致让“摄政王”模样的杨宇庭夺去东北集团帅权他权衡利害后毫不犹疑即行速速诛杀之最烈手段除去后患而拒绝了稍为和缓的削权撤职等方式。可见张学良对送蒋氏回南京之前不会只有书生之见。
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张学良一时冲动做出件显然丧失理智的蠢事呢？
首先张学良是一个性情中人、热血汉子这是所谓内因吧。毕竟已为很多事实证明的哲理“性格决定命运”并非无稽之谈。对待同一件事不同性格的人处理的方式确会有差异。
但是触发这性格起作用的所谓外因则是导致某件事滑入某种结果的具体关键。
这些促使张学良冲动失智的外因是什么呢？
是“西安事变”发生后的国内国外因素的某些反应。
在谋划扣蒋的事变计划时张学良想：蒋介石不抗日老是还打内战我们现在扣住他逼迫他答应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这件事应该是很得国内外人心的吧。特别是那些学生娃娃不是天天在游行要求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吗？
不料“西安事变”爆发后远不是张学良事前所想象的局面而是：
（1）全国舆论除中共红军控制区外基本都是指责张杨与事变同情拥戴蒋介石抨击张杨的文章、电报如雪片般飞来。
当然这是由于驻洛阳的东北军炮六旅旅长黄永安背叛张学良所致。黄于事变当日（12日）接到张学良电令后不仅没有遵电令调动军队对付中央军反而向中央军巩洛警备司令告了密。结果南京方面在张杨致中央政府的通电尚未到达时那儿就已知道西安发生的事变。因而当日南京政府一方面向西安方向调动了拟进攻的军队另一方面便迅速控制了宣传舆论不让西安方面的任何消息进入南京或不能在南京露面。
这样张杨便先在舆论上输了一着。
而这呈一边倒的拥蒋骂张杨的舆论浪潮却使张学良大吃一惊。
（2）张学良原以为他们扣蒋后其他派系与地方军阀如李宗仁阎锡山张发奎刘湘冯玉祥等便会通电支持因为平日他们就对蒋有怨也都指责蒋不抗日。
可是张杨全国通电后竟无一党国要人与地方实力派响应连事前曾向张表示过赞同的阎老西也装模作样公开发电连问张杨数个“乎？！”不肯支持事变。
对此张学良也有些瞢了：怎么会这样呢？
（3）苏联内部及公开舆论都指责咒骂张杨说“西安事变”是日本走狗张学良的罪恶妄图。
张学良自“西安事变”前八个月里与中共取得联系沟通后中共曾告诉他只要他张学良的东北军割据西北与红军一道建立西北国防政府苏联便会是他的最坚强后盾会象支持新疆的盛世才那样给予张学良在包括军事物资在内的任何支持。如当年4月9日张学良首次在延安秘密会见周恩来时张就着重向周问苏联能否“真心”援助他之事周当即保证：“苏联必助中国”
而在当年9月张学良还派其秘书栗又文（是中共党员）到了新疆向驻疆的苏联教官安德烈夫转递了给斯大林关于东北军情况的报告当时苏联方面也答应帮东北军在甘肃平凉建兵工厂的事。
可是自“西安事变”第一天起事情恰恰相反。事变不仅没能获得苏联的叫好倒反遭来严厉的指责。
苏联的变化当然主要是来自斯大林一贯以苏联利益至上的沙文主义观念。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凡不利于苏联的事他是不管符不符合国际革命原则的只会首先以苏联的利益为重。“西安事变”发生后斯大林担心由此导致中国分裂被日本人钻了空子从而使苏联在其远东地区便要单独面临直接同日本人干仗的危险。因此他便立即采取了坚决反对“西安事变”的态度。
可是苏联这远出乎张学良意外的态度对当时张学良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使他立马有些惶恐了。因为背后没有了强大支持张学良以前所有的种种计划都将有可能是无根之木。
（4）中共对“西安事变”的处理态度也改变了。
在事变后的前几天中共对张杨扣蒋的“西安事变”欢欣鼓舞在12月17日致张学良电文中还说：要张学良在紧急之时“诛之（蒋）上为”17日夜到达西安的周恩来还与张学良商定向来西安的宋子文提出的条件只同意由宋子文而不是蒋介石负责成立南京过渡政府。
然而三天之后即12月20日之后中共的态度却发生了重大改变由甚至可以“诛之为上”的立场转变为主张释蒋拥蒋以避免亲日派主掌南京中央政府的“和平”方案。因此中共便由原来的与张、杨结盟的“三位一体”中的一方转变为事变的局外“调停方”了。
前文已述中共的转变实乃斯大林及共产国际所迫而非中共中央的本意。
但面对这最大的变故张学良则先震惊再忿忿而后负气、冲动了。
特别是在22日那天张学良致电中共中央明确请按原定计划公开成立中共、张、杨“三位一体”的西北军政委员会而中共在第二天即23日回电却委婉表示不同意公开成立这一政权后张学良的心情可想而知！
后来张学良在一些场合确很有些伤感地说了：
“我救了共产党你们就这样对待我！”（张的机要秘书、中共秘密党员宋黎回忆文章）
“周恩来比我还‘和平’。。。”（张的东北军高层亲信高崇民文章）
1991年5月张对来访的东北老乡曹长青等人抱怨：“当初周恩来说捉蒋时讲得头头是道后来说放蒋时又是头头是道。”
虽然张学良诸多讲话中对周恩来人品上是持钦佩赞扬态度但对“西安事变”后中共未能实践某些约定他无疑是很有些不满的。
实际上张学良对中共的巨大支持不仅体现在他发动的“西安事变”从而逼迫蒋介石确停止了剿共政策使中共能得以有陕北这个地方进行休整壮大。当时更体现在张对中共红军的种种实际物资援助上。
1936年秋长征到达陕北后的红军由于国民党的围堵封锁陕北那地方本就贫穷之极致使当时红军的粮食与冬衣没有着落严重地威胁到红军的生存。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电请其速送“五万、十万都要快”的援款却迟迟未达。是张学良他知道后即派人送去一万套冬装数万双鞋大批粮食与数十万元巨款。雪中送炭确帮了中共与时仅数万红军的一个大忙。
对此中共领袖们确也有些感到“对不起”张学良。
周恩来就在不同场合向人说过：我们对不起张汉卿！并在后来一提到张学良时他总是很动情并时常流泪。1949年12月初当国民党云南将领卢汉在昆明宣布起义时周连忙向毛泽东建议：用卢汉起义时所扣押的国民党元老张群向蒋介石换回已囚在台湾的张学良。毛泽东也立即首肯并下指示。可惜因张群对卢汉将军个人有昔日之恩毛周的指示尚未到时他早已将张群私下给放了。周恩来闻此只能仰天长叹。
不过不要说是周恩来就是整个中共中央在处理“西安事变”后期的态度都并非哪个人的品格或个人认识决策所为确全因是“政治”因为中共当时还绝不能得罪斯大林。所以周恩来后来在力劝张学良不要去送蒋介石时说了句：政治是象钢铁般无情啊！
据有些心理学家分折对一个人精神上最大的打击并不是敌对者的强大与其攻击也不是旁观者的冷脸冷笑与讽剌而最大的打击是来自于他的亲人、密友对其态度或对其原先有过的承诺的改变。
所谓“万念俱灰”的心态就往往产生于这种时侯。
张学良当时会如何想呢？试折一下：
面对全国拥蒋而反张杨的舆论浪潮虽出乎意料但尚不要紧：国人现在是不了解情况而时间将改变这种不利局面。还可以等。
各地方实力派均不作声隔岸观火。也不怕。本来对他们就不抱太大希望何况随着事态的发展相信他们的“中立”不会持久。
苏联的态度则不啻是一颗重磅炸弹！炸碎了张学良的美好远景发展蓝图期望背靠苏联而建立大西北国防政府进而向全国推进抗日体制的计划看来是不行了。不过虽然如此退而想之无非是重新计划再从头另谋良策而已！东北军的发展也不是靠苏联才到今天的局面的。
然而中共诸位同志态度发生的转变中共竟由“同谋者”的“三位一体”之一的身份却转变为这个事变的旁立者、调停者反变为比我张学良还要对蒋“和平”者这就太让人伤心了！这“三位一体”还有什么意思呢？又怎么还能存在下去？
本来即便遇到了天大的困境就算是苏联现在不支持不理解但只要中共与张、杨象事变以前那样捆成一把仍有二十万东北军、几万西北军、几万红军联手在一起在中国又还会怕谁呢？又何愁没有机会给我们呢？
可是如今中共变成了旁观者此事对动摇杨虎臣以往的想法肯定无益有害。现在在世人眼中此“西安事变”兵多将广的东北军首领张学良便成了实际上获罪的一个“孤家寡人”。整个“西安事变”的结果也已违三方商定的初衷：不是理直气壮地逼蒋氏联共抗日而是在反被外界压迫下乞求蒋氏停止内战而抗日了。
既如此不如干脆做事做到底亲自送蒋回南京只图以此来洗刷自己发动事变并无个人私心！至于以后怎么办？先不管了。
杨虎城说：你们讲和平实际就是牺牲我！
是呀怎么能牺牲虎城呢！我是大头他是最小一方事既已如此真要牺牲当然就得牺牲我张学良了！否则堂堂张学良如何能立于天下呢？！
当然张学良到底真正如何想的史实现在并不得知。
但上述四点原因特别是因中共突然改变立场很可能就是促使 36 岁的他做出糊涂一时的负气冲动的历史性一举之关键。
从张学良的负气冲动经历中（假设张学良真如此）顺便说点历史之外的话。
在我们周围的生活与工作中亲朋好友之间共同事业的合作者之间出现一些离心、背叛、甚至过河拆桥之事并不鲜见。
相信没有人喜欢发生或遇到这样的伤心之事。
然而在这个世界上它要发生什么事并不是可以由得我们喜欢不喜欢的。
不过我们虽然不可能不让离心、背叛、甚至过河拆桥之类事情的发生、出现但我们却也并非就真是对诸如此类之事一点也无能为力、无所作为。
这就是：
我们可以主动采取如何对待这类伤心之事的正确、有益的态度。
我们可以想办法让出现的不利之事尽量能降低其对我们的损害。
但绝不要让这些发生的伤心之事搅乱我们的心智从而做出那些在平常绝不会做的负气冲动之蠢事；若那样做反而扩大了这类事情对我们的伤害程度。
其实有些一时对你离心、背叛、甚至过河拆桥的亲朋好友、共同事业的合作者他们虽然实际伤害了你但确有些人从动机上并没有伤害你的想法他们并不存在其人品就是卑劣的肯定印记只仅仅是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没有那种舍己为人的高尚而已。
因而对这些人我们仍还要视为友人否则“水至清则无鱼”！只是记住他们不属那种可以为你“两肋插刀”的极少数的精英人物而已。
同时与这些友人的交往中从今以后一定都得按应有的公平规则行事而不再能让“朋友”的光环蒙住我们的理智。
也许张学良如果能正确对待中共态度被迫发生的转变能冷静对待当时已变化了的形势顺应大势放蒋就放蒋时时记住自己是在搞政治而绝不去做只图所谓洗刷自己名声、而负气冲动的政治幼稚之举。那么也许在其后的中国历史中他还将演出些轰轰烈烈的故事至少不至于落到竟要忍受刘乙光那个小特务的恶气的惨境。
2005。6。5。修订。
作者 注:
本文主要资料来源为——
（1）毕万闻：《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中国 文史出版社出版；
（2）铁竹伟：《廖承志传》人民出版社出版；
（3）张友坤：《张学良的党籍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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