３０多年前的一个春天西安市临潼区西杨村农民杨新满等人在打井时挖出个“世界第八大奇迹”。２１年后的春天秦俑博物馆中出现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秦俑发现人”身份的“职业签名人”杨新满是其中的一员。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杨新满等９位农民发起了讨要“发现权”的“维权”行动本报对此首家进行了报道。２００４年１２月初此事当选“陕西省２００４年十大法治新闻事件”。专家评论：“重见天日３０多年的兵马俑到底是谁先发现的？何为‘发现权’？‘发现权’的实质是什么？我们不必为暂时找不到确切答案而苦恼９农民要求确认‘发现权’的举动本身就意味着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正是在人们一次次对自己权利的叩问中一步步推动了法治进程。”此事使杨新满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新闻人物”。
２０余天后杨新满却在几多无奈、几多痛楚、几多留恋乃至几多悲凉中告别了耀眼的“职业签名人”生涯。
杨新满悄然告别“职业签名人”生涯
１月２０日记者来到临潼区西杨村再次采访杨新满时秦始皇陵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杨新满与秦始皇陵玉器店的口头合约已经到期他已回家不再签名了。
记者随即拦车来到老人家中老人正在看电视专题片《兵马俑的“困惑”》。这是２００３年１１月央视采访杨新满等９人后播出的节目。
见到记者老人连忙让座：“感谢《三秦都市报》你们的报道一见报两个打着‘秦俑发现人’名义签名的假发现人就收了摊子不敢再欺骗人了！你们的报道见报后上海、北京、山东、广西、湖北、辽宁来的媒体可多了。央视的《社会记录》、《今日说法》和《聚焦三农》３个栏目的记者都来进行了采访分别播出了专题片。英国《泰晤士报》的记者也来采访我们讨要‘发现权’的事。我们讨要‘发现权’的事能当选咱陕西的‘十大法治新闻事件’乡亲们都说咱们国家的法制进步真大！”
杨新满接着说他和秦始皇陵玉器店签名售书的合约已于去年年底到期。现在他已在家歇了１０多天了。外界许多人还不知道。不少游客在秦始皇陵找不到他就寻到家里来。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杨新满告别“职业签名人”时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也未对外发布消息。是因为其中有几多无奈、几多痛楚、几多留恋还有几多的悲凉。
据老人讲自己告别“职业签名人”的原因复杂。其中一个原因是自己挑头讨要“发现权”分散了自己不少的精力媒体频频来访也影响到不少“老板”的生意。另外一个原因则是一本新出的有关秦始皇兵马俑的书中将一位不是“发现人”的人写成“发现人”让他在这本书签名他不干。老人在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３１日告别“职业签名人”生涯的那天泪水打湿了他的眼圈。这一夜老人没有入眠。
３０多年来首次撰文披露发现真相
杨新满在出任“职业签名人”的近１０年中收到过全国各地不少的邀稿信他始终没有动笔撰写过一个字。２００５年１月在他离开岗位后老人应辽宁《老同志之友》杂志社的邀请首次动笔撰写了他发现兵马俑的经过。
编辑同志：
您好！我姓杨名新满。１９３８年我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而我的出生地也就是闻名世界的“世界第八大奇迹”的发现地——陕西西安临潼区西杨村。
由于家境困难小学没读完的我不得不背上养家糊口的重任。生活很是平淡。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就是发现秦俑的那个春天。
我怀念过去那红色的岁月至今我都清晰地记得发现秦俑的那个春天。我生长的地方叫石滩杨（现在的西杨村）水利设施极其落后常年缺水。农民们一直过着靠天吃饭的日子。偏偏这年春天雨水又特别少。那时候各地都在响应毛主席“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号召。于是村里商议要打一口井。于是我就带领同村的社员到村旁的一片柿子园里开始打井。
这个春天的早晨寒意仍未退去。我和志发、全义等人继续开工。可是这几天挖出来的土都比较奇怪红红的像是有烧过的痕迹而且很难挖掘。但是为了村上水源得到解决我们又不能放弃。不一会只听“咣”的一声我还以为挖在了石头上首先查看锄头坏了没？然后继续干又是一声。这下我们用工具开始掏周围的土慢慢的我们看见一块青灰色的瓦片（即现在的秦俑残片）我们又继续挖不一会一个瓦人头（即秦俑头）暴露在我们面前。我心里有些不安村里人说这是不祥之物谁动了它就会有不祥之事。我们几个面面相觑有个人说这是神像也有人说是不干净的东西。我想起老人曾说过前面的“大土包”（即秦陵）埋了一个皇上。也许这东西和这墓有什么关系？于是我决定上报有关部门。
当天下午我们就把“瓦人头”送到了博物馆。
一个多月后省上派来了考古工作队也就出现了以后的“世界第八大奇迹”。
这就是发现秦俑的整个过程很感谢你们能给一个普通农民这样的机会我深表感谢。
杨新满
２００５年１月１６日
首次披露“职业签名人”的诞生经过
杨新满回忆“职业签名人”是１９９５年３月底诞生的。
据老人讲随着秦始皇兵马俑景区旅游的升温这里便形成了“秦俑书市”奇观。有关秦始皇兵马俑的书籍、画册多达数十上百种非常畅销。同时竞争也越来越激烈。经常有的游客托导游帮他们寻找“发现人”介绍发现经过和“发现人”合影并请“发现人”签名。当初大家都忙着种地并没有哪个“发现人”热衷于接待游客。
１９９５年３月的一天有一个外宾团的游客提出要见“发现人”导游就来到村里四处找“打井人”这样找到了他。当时他正在田里锄地满身的泥土。突然被人急急火火叫到兵马俑博物馆里去后才知道是让他去给外国游客签名。就这样他开始在兵马俑１号坑专职给人签名。当初的月薪是３００元钱由经销书籍、画册者出。在此前后杨志发、杨培彦分别在兵马俑２号坑和３号坑签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职业签名人”由此诞生。
新闻链接：临潼９农民讨要“发现权”始末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４日本报记者前往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回访“秦俑发现人”杨志发意外发现签名售书的“发现人”并非杨志发一人另外还有杨新满、杨培彦等人同时在以“秦俑发现人”的名义签名售书。不到３０年的时间有关当年发现秦俑的经过有多个说法。其中有杨志发的“三人说”有杨新满的“九人说”还有赵康民的“惟一一人说”等等。这些不同的说法在游客中造成混乱更为严重的是还有假冒的发现人也在签名售书欺骗游客。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１０日本报记者经过５天深入采访调查独家推出大型特别报道《究竟是谁发现了兵马俑》首次全面报道了上述情况。报道见报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引发陕西省文物管理部门、文物专家和法律界人士的思考。同年１０月２４日本报继续推出《文物发现 呼唤立法》的特别报道。由此引起了全国媒体的广泛关注。随后省内媒体和外省媒体跟进报道持续至今。
本报分别于２００３年的１２月１２、１４、２４日以及２００４年的１月８日、３月１０日相继推出了《“秦俑发现人”联名讨名分》、《“秦俑发现人”认定有五难》、《“秦俑发现人”认定曾中途夭折》、《“秦俑发现人”波澜再起》、《临潼文化局将递交申请报告》、《海内外媒体聚焦“秦俑发现人”》的报道。同期中央电视台《社会记录》、《今日说法》、《聚焦三农》３个栏目相继播出了专题片从而令“‘秦俑发现人’之争”和“９农民讨要‘发现权’”事件在全国引起广泛关注。本报记者应邀做客央视《社会记录》。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２６日本报刊出了《陕西省十大法治新闻人物和十大法治新闻事件揭晓》的消息报道了杨新满等９位农民联名讨要“发现权”引起法律界广泛讨论当选“陕西省十大法治新闻事件”之一。
文／ 本报记者 赵福生 实习生 卢南
